原油涨价我也涨 原油对我有影响_原油价格上涨会导致怎样的经济后果呢

1.请问：人民币升值对国外有什么影响？ 可以具体给我分析一下吗？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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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翻译：作为一种稀缺的不可再生，石油在现代工业经济中是一个重要的产品因素，特别是在中国，因为中国现在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中后期。到2008年年底，中国的石油需求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需求国。因此，石油价格的波动将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许多学者发现，油价上涨将带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缓，通胀上升，失业率上升等对经济增长起负面影响的经济后果[1，2]。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历史上的几个主要的石油危机直接伴随着世界经济萧条；二战后，十有八九的美国的经济萧条都发生在油价急剧上涨之后[3，4]。然而，近几年这种负关系似乎发生了变化。从1999年第一季度至2008年第二季度，石油价格持续飙升。1999年6月，实际价格为17美元/桶而到2008年6月则高达104美元/桶，增幅高达6.12倍。相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尚未受高油价打击，它甚至保持着良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就是说，在1999年之后石油价格的上涨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这就违背了传统观点的“石油价格上涨将显著抑制经济增长”。这种特殊的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关系已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它的成因已成为紧迫的能源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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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人民币升值对国外有什么影响？ 可以具体给我分析一下吗？谢谢

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外交战略

在讨论冷战时期美国遏制战略时，对其政治背景或政治含义的关注可以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政治心理、政治文化(美国的使命观与前苏联由来已久的不安全感)、政治利益(对东欧等地缘政治国家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包括英国)、政治人物(斯大林1946年的演说与杜鲁门主义)、政治口号(如意识形态宣传)等等。一方面，遏制战略作为贯穿整个冷战史的美国大战略，其制定和实施毫无疑问是美国的政治行为，对它的政治性解读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另一方面，对冷战历史政治视角的偏爱在解释某些重大历史的起因，尤其是冷战为什么和平终结的问题上却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本文试图就经济因素对美国遏制战略的目标、基本手段及其实现条件的影响等问题做一些分析，以加深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认识。

一　美国遏制战略的重要目标：在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念的根本前提下，为美国垄断资本开辟市场、攫取商业利润服务，维护美国经济安全和繁荣

分析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中经济因素的难点在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发展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大国政治、经济关系的互动是不一样的，它是不平衡的互动。这就要求我们

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另一方面也要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二战结束后，曾是同盟关系的美苏两国为什么反目成仇，直至剑拔弩张呢?为什么双方仅仅是“冷战”，虽争斗不断却基本能和平共处直至冷战结束呢?这两个问题都与美国遏制战略的目标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现象最深厚的基础和根源在于经济，国内或国际政治的发展变化都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列宁同样指出，不研究“帝国主义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的经济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计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如果说(或者只是间接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常识”。[1](P279)从根本上说，国际关系中争“权”也就是为了夺“利”，这是国家行为最基本的出发点。冷战时期，美国对战略、政治、军事安全利益的考虑超过对经济利益的考虑，甚至不惜耗费巨资在全球与前苏联展开争夺。但经济利益仍然是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目标，美国甚至会不惜发动战争来摆脱经济衰退。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笼统地说是指国家维护本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所需的一切经济方面的条件，其核心和落脚点是经济利益。

可以说，美国商业资本扩张的本性与二战后前苏联建立两个平行市场的努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战后美国制定对苏遏制战略的重要原因。这从美国当局者的政策或言论，如乔治·凯南的《前苏联行为的根源》和NSC68就可以看出来。美国遏制前苏联的目标是双重的，维护美国在政治和军事安全上的利益是遏制战略的根本目标，维护美国经济安全和繁荣是遏制战略的重要目标。

美国历来十分重视本国经济的安全与繁荣。美国的立国之本就是商业资本主义，即需要在不断扩大的市场上展开经济活动，使资本增殖。在立国之初，美国就将经济、贸易问题作为最重要的外交事务，将本国经济贸易方面受到的威胁视作最大的安全威胁。曾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的加顿认为，“美国商贸和外交的基本驱动力会持续下去，因为它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历史和哲学之中。”“在美国的大部分历史中，商贸利益在外交政策中起着核心作用”。“(美国)外交政策热衷于为美国生意人打开市场。美国为过剩的小麦寻找出路，为汽车和飞机寻找市场，努力获取像石油、铜这类原材料。海外商业扩张常被看成是美国边疆的拓展，属于这个国家所肩负的使命。”他还认为，商业能够推动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社会的独特性，“美国不是一个传统的殖民大国，其帝国主义式的行动不是体现在军事上，而是一般地体现在美国银行和公司的影响和控制方面”[2]。而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查尔斯·威尔逊1953年1月15日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的回答更是对此做了最好的注解：“我想多年来，凡是对国家有利的，就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反过来也是如此。

双方根本不存在分歧。”[3](P418)威廉·威廉斯的结论认为，对于自由国际主义者来说，美国总是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责任，“保护和扩大自由竞争原则能够运转的市场。如同重商主义一样，古典的自由经济学导致一种扩张主义外交政策”。[4]自由贸易和商业扩张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制订的“门户开放”政策上。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仍可看作是这种“门户开放”政策的延续。美国式“门户开放”外交政策的重点不是在所在国范围内排斥他国的利益，不是实行封闭式的垄断，而是要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以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为旗号，着眼于打破民族国家或帝国主义的保护主义堡垒，把世界变成由美国操纵的具有开放性质的新型商业帝国。二战后，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企图建立这样一个由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在美国设计的“美国世纪”中，是绝不允许建立与美国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背道而驰的“势力范围”的。这就是说，经济制度和经济利益方面的根本性矛盾使美国与战后前苏联的外交政策产生极其尖锐的矛盾。

就前苏联而言，“战后初期，前苏联对外战略的设想是，尽力维护战时同盟，维护世界和平，保护已经获得的领土报酬和各种赔偿，保住自己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5](P444)斯大林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所形成的对世界体系的看法以及相关的理论，是战后初期前苏联外交政策的基础。斯大林战后对世界局势的基本看法主要有：一是二战的经济影响导致了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瓦解，这决定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二是前苏联在二战中的决定性作用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瓦解的直接原因；三是战后世界局势在向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发展到数国，并由此形成了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平行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以及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四是两个相互对立的世界体系在战后的出现，将会缩小资本主义国家夺取世界的范围，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将在缩小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将要缩减下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然会走向衰落。在这种政策理论指导下，1945年12月，前苏联拒绝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并且不允许东欧各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P103)同时为了对抗马歇尔的政治影响，前苏联通过实施莫洛托夫，强化与东欧各国的经济联系并限制其与西方经济往来，到1949年又正式发展成为苏东经济集团(经互会)。前苏联对东欧各国实行了十分严密的控制，把东欧的贸易方向从西方转向前苏联，削弱甚至切断了东欧与西方历史上传统的经济联系。这样，作为美苏外交战略的直接经济后果，欧洲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世界体系和彼此隔绝并相互对峙的两大经济集团。就斯大林对战后世界局势的看法以及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出发点而言，不管是保护战争的胜利果实还是传统的俄罗斯帝国扩张传统的延续；不管是要推进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仅仅要求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管是斯大林有其战略上的深远考虑还是美国对它的错误解读，都有各自在解释上的合理性，也都能找到历史或理论的依据。但就对当时美苏关系的影响而言，这些言论以及其指导下的前苏联外交行为极大地恶化了美苏关系，客观上加速了冷战的到来。

美国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从1945年9月五国外长会议开始，美国对前苏联实行了不断升级的强硬政策。1946年2月22日，即斯大林在莫斯科公开发表演说后的13天，乔治·凯南向美国院发出一份8000字的电报，对战后前苏联“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取的对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对前苏联实行全面“遏制”的政策设想。

二　美国遏制战略的基本手段：针对前苏联、东欧以及西方盟国，诱压结合，综合运用经济遏制或经济援助，以服务于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大战略

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是一个包含众多子战略的复杂体系，它强调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来实现战略目标，这就必须依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子战略，以使其战略目标具体化，使其战略目标通过这些子战略得以实现。[7]经济手段或经济战略在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运用，就是美国实现遏制战略的基本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贯穿于冷战的全过程，是东西方冷战的重要内容。其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

(一)经济遏制。遏制战略作为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它强调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并综合运用国家的各种力量去实现战略目标，其中，贸易管制战略就是遏制战略手段的具体化。贸易管制战略是杜鲁门制定，之后美国历届都实施的一项重要经济遏制战略。其旨在通过管制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与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贸易，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以阻止其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并最终实现遏制战略的目标。1947年12月17日，成立不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对苏联、东欧的出口管制》文件，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美国的安全需要立即、无限期地停止从美国向前苏联及其附庸国出口所有美国短缺物资和有助于增强前苏联军事潜力的物资”。[8](P512)1949年2月2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出口管制法》，规定美国实行出口管制的目的之一是促进美国的外交政策，帮助履行美国的国际责任；要求美国尽可能与盟国合作，共同实施出口管制；利用美国的经济和在与***国家贸易中的优势，推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标。[9](P104)这就把贸易管制以国会立法的形式最终确定下来。按照这一战略，美国商务部制定了严格的出口许可证制度，规定凡是从美国出口到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欧国家的所有物资都必须获得美国的批准。美国又通过威胁利诱等手段，迫使与前苏联有传统贸易关系的

西欧盟国加入到贸易管制的行列中来。1950年初，西方国家共同成立了一个“对***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即“巴黎统筹委员会”)，制定了严格的出口管制清单并付诸实施。由于对前苏联集团实施了严格的贸易管制，东西方贸易锐减，如1948年时美国对前苏联的出口额尚有2700多万美元，到1952年时锐减到只有1.5万美元。之后随着冷战态势的变化，东西方贸易关系时紧时松，但美国从来没有放松对能促进前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战略物资的管制，作为美国推进贸易管制战略有力工具的“巴统”组织也只是在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才于1994年宣告解散。美国的经济遏制战略把前苏联集团排斥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之外，极大地延缓了前苏联东欧的经济发展。

(二)经济制裁。美国实施的经济制裁战略加剧了前苏联的困难，延缓了前苏联的发展。例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于1962年至1965年对前苏联实行的大口径输油管道禁运，不但延缓了友谊管道线的建成，严重影响了前苏联石油的运输，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前苏联对西方机械和运输工具的进口。1982年，以波兰问题为借口，里根对前苏联实行了经济制裁，有意切断了前苏联在西伯利亚修建一条新的天然气管道以及与日本合作开发能源所需要的大部分技术。这对前苏联外汇收入影响很大。前苏联由此损失了150至200亿美元。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秘密实施了一个“沙特行动”，即通过设法使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产量的做法使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暴跌，从而使原油输出大国前苏联的外汇收入锐减。中央情报局的一份秘密报告认为，每桶石油收入下跌1美元，前苏联每年会损失5至10亿美元。同时，石油价格下跌也使一些中东国家因收入减少缩减了对前苏联武器的购买，从而减少了前苏联的军售外汇收入。前苏联一位官员说：“石油价格的下跌是破坏性的，它使数百亿美元一扫而空。”[10]外汇收入的锐减给前苏联经济带来严重困难，极大地影响了前苏联进口西方设备、工业材料和农产品，几十个大型项目也因缺乏资金被迫停止。

(三)经济援助。“美国的行为动机从来不是纯商业的。它不像法国和日本那样在重商主义道路上走得很远，美国的商贸一直与开放市场为伍，开放的市场又和政治自由相关联，政治自由则伴有民主，而民主还连同有和平。”[2]在冷战时期，美国认为一个包括欧洲的开放贸易体系有助于这些国家抵抗共产主义和前苏联，美国最大的担心就是前苏联利用欧洲的虚弱进行经济渗透。“人们认为正像曾发生过的大萧条导致阿道夫·的崛起那样，在经济战线上促成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对于保障和平并减小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至关重要。”[3](P16)于是，“马歇尔”应运而生。“马歇尔”是个经济，它与美国“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一脉相承，但在美国与前苏联的冷战中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就是在经济援助的基础上，在帮助西欧复兴的过程中，使西欧形成对美国经济和政治的多重依赖关系，把西欧纳入美国全球战略体系，增强了其对抗前苏联的经济实力。马歇尔还对前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产生了一定的瓦解和离间作用。东欧国家迫于前苏联的压力，在抵制马歇尔方面与前苏联保持了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东、西欧国家经济的差距越拉越大，东欧与前苏联的矛盾越来越大，为最终导致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分裂埋下了伏笔。为了拉拢更多“战友”遏制前苏联，美国提出了“第四点”，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认为，“第四点是我们对受共产主义统治威胁的国家援助的具体表现。第四点是和我们保证这些国家在衣、食、住等条件方面得到适当改善，从而是与防止共产主义在自由世界扩张的政策相辅相成的”。[11]援助希腊、土耳其是美国在冷战时期运用经济手段为遏制战略服务的突出事例。在这个中，美国当局认为，只有通过经济的和财政的援助，才能“扼杀由苦难和贫困滋生出的极权统治的萌芽”，这是“根本性的”。[11](P71)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通过《对外援助法案》，正式将对外援助制度化。该法案以后虽经多次修改，但都没有改变对外援助是美国实现遏制战略目标工具的事实。

三　美国遏制战略的实现条件：以经济实力为依托，在外交上孤立前苏联的同时，迫使前苏联展开军备竞赛以拖垮其经济，从而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

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变化决定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趋势。经济实力如何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冷战结束的必然性和方式。美苏对抗首先是建立在双方军事实力基础上的，和历史上大国的争斗一样，经济实力却是最终决定胜败的因素，而不是核武器的多少和军队人数的多少。历史上，经济实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冷战时期，经济实力对美国遏制前苏联战略的影响一如前述，由于二战巨额“战争红利”的刺激，美国的经济实力取得了质的飞跃，使得美国能以经济援助为诱饵，拉拢住西欧盟国和“中间地带”国家，维持了西方世界的团结，加大了对前苏联遏制的砝码，并达到了在外交上孤立前苏联的目的。相反，作为前苏联盟友的东欧各国在冷战时期经历了一个从“香饽饽”到“经济包袱”的过程。在经互会体制下，东欧各国成了前苏联进行不平等经济关系的对象，这大大降低了其对东欧各国的吸引力，埋下了剧变的引子。

从冷战因何终结的角度分析，可以说美苏经济实力的差距同样是最终导致双方不同结局的最重要的因素。美国依靠经济实力挑起的军备竞赛使得前苏联经济不堪重负，经济的过度军事化成了压垮前苏联经济的“稻草”。经济上的困境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根本动因，而这成了前苏联解体的先声。可以说，前苏联从反面证明了经济实力差距对前苏联解体的致命影响。在里根时期，美国国防部的五年指令指出，要把国防建设作为对前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战争”的一种形式。星球大战就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学者施韦策认为，里根增强国防对前苏联经济的影响完全是蓄意制造的。[10]二战后，美国人均负担军费75美元，到1982年人均高达855美元，增加10倍之多。军备竞赛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经济上受伤害最大的应该说是前苏联。根据前《苏联统计年鉴》的资料，1987年，前苏联的国民总产值相当于美国的64%，人均国民收入为美国的57%；而按照《美国统计摘要》1990年第7期公布的数字，1987年前苏联的国民总产值仅相当于美国的54.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美国的46.6%；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关数字则为39.67%和34.06%。前苏联经济学家博洛京在《论据与事实》1991年第26期发表的文章认为，1987年前苏联的GNP仅相当于美国的38%，人均仅为美国的30%。这些统计数字由于方法和政治倾向的影响，可能与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前苏联经济实力与美国有较大差距则是事实。由于经济实力不足，军备竞赛对前苏联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为了在核武器上与美国大体保持平起平坐，并在化学武器和其他常规武器的数量上超过北约，前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把12%至13%的国民生产总值直接用于国防(美国为6.5%)，国防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为45%至50%(美国为25%至27%)，前苏联军备开支水平估计为每年2500至3000亿美元，接近美国同期的军备开支。前苏联经济变成了一种典型的备战型经济。经济的过度军事化大大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的停滞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形成的尖锐矛盾，成为后来前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作为美国外交传统的延续，对经济和商业利益的追求和维护是其重要目标。美国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与战后前苏联保护势力范围的原则，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在实践上则是国家利益冲突的重要根源。历史地看，这两大原则的对立不仅推动了冷战的到来，而且是冷战的原动力，是冷战最为本质的东西。二是经济手段作为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工具，对美国而言，既保持了其政策的灵活性，又成为了遏制前苏联的有效工具，客观上也对国际政治关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欧洲和亚太地区和平的重要因素，但对前苏联而言，则是灾难性的。三是经济实力是国家对外战略的基础。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外交和军事战略再高明也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通过战争并不能消灭和压倒社会主义，相反，大战之后的社会主义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二战就是很明显的例证。历史的教训，促使西方改变战略，在保持强大军事压力的同时，越来越重视自身经济实力的增长，试图以经济和科技的优势遏制、拖垮社会主义国家，从而达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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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19日晚，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即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央行强调，汇率改革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汇改重启是中国经济改革深化必须走的一步棋。目前，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进一步夯实，经济运行趋于平稳，汇改时机已渐成熟。但汇改必然导致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强。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加会在国内和国际带来什么经济后果？货币汇率是一国主权的体现，为什么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横加干涉，目的是什么？

美国等国家为什么总拿人民币汇率说事

早在2002年，西方国家就打响了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第一枪。当时，以日本财政大臣和《读卖新闻》为首，强烈谴责中国蓄意操纵汇率，向世界低价倾销商品，是全球通货紧缩的罪魁祸首，要求“西方七国”集团通过决议，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继日本之后，美国高官、金融巨头、主流媒体立即跟进，欧盟也在一边摇旗呐喊。一时之间，人民币突然成了众矢之的。然而，人民币几年的缓慢升值并没有能够满足西方国家的胃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由于需要中国的政策配合，暂时收敛了要求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动作，但全球经济刚刚出现好转迹象，西方国家马上恢复了过去颐指气使的态度，又一次祭出了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大旗。

从2009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货币当局一直承受着国际舆论对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压力。美国财政部每6个月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情况报告。在报告中被认定为操纵货币汇率的国家，最终可能受到美国的贸易制裁。美国财政部2009年10月15日发表报告说，美国依然认为人民币币值遭到大幅低估，且将继续游说中国放开人民币汇率。美国官员还呼吁中国外汇汇率机制应更富有灵活性，并表示这种努力将令中国在维持物价稳定上获得更大空间。人民币汇率问题在2010年4月再度升级，美国纽约州参议员查尔斯·舒默于4月16日公布升级版“舒默议案”，并启动立法程序，再度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美国也联合印度等国向中国施压，逼迫人民币升值。

发达国家重提人民币汇率问题并非偶然，这与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在2008年相继陷入衰退后，在史无前例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下，各国经济从2009年第二季度起显著反弹。然而，这种反弹主要是刺激政策以及企业的重新库存化导致的，在主要经济体失业率无显著下降、消费无明显改善之前，这一波经济反弹缺乏可持续性。

在扩张性政策难以为继的前提下，各国不得不千方百计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以弥补扩张性政策效力消逝后的空白。通过本币贬值或者逼迫竞争对手货币升值，来提高本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扩大贸易顺差或者缩小贸易赤字来带动经济增长，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美国等国如果贬值本国货币，就会增加出口，带动就业和消费的上升。当然，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要想达到预期效果，需要其他国家不取同样贬值货币的做法，否则，竞争性贬值不但使政策失效，而且还会导致严重的通胀问题。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实际上反映的是发达国家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其在特定商品上打压中国出口（如轮胎特保案），自然不如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方式一劳永逸。因此，近期内针对中国出口的种种反倾销、反补贴浪潮，其实是与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相互配合的。

可见，西方世界将人民币汇率作为攻击的靶子，无疑是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世界再次逼迫人民币升值，一方面是为了转移国际视线，推托其在全球金融危机形成、发展以及应对危机方面应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则是想以此迫使中国为金融危机埋单。至于“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及其与“全球经济失衡”的联系，不过是西方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转嫁责任的借口。需要指出的是，自中国在2005年7月启动人民币汇改以来，截至2010年第2季度，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超过20%，截至6月22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跌破6.80，创下新低。

人民币升值的国内影响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卷土重来，在心理层面上，极有可能带来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反弹。一旦国内外企业、居民和投资者再度形成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中国国际收支可能再度重演2007年与2008年上半年的狂飙突进，短期国际资本（热钱）会汹涌而入。

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放大导致外汇储备激增，货币当局通过外汇占款形式发放的基础货币增加。尽管央行可以通过发行央票、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来冲销基础货币的增加，但冲销或者会加大央行的成本，使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或者会推高市场利率，从而吸引更多资金流入套利，因此冲销是难以持续的。如果冲销不可持续或者不完全，那么外汇储备激增必然会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过剩的流动性或者流入资产市场，推高资产价格；或者流入商品市场，加剧通胀压力。简言之，一旦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形成并得到强化，中国可能重新面临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上升、通胀压力抬头的不利局面。

人民币升值后，还带来另外两个直接影响。一是导致中国贸易条件改善，出口一单位商品可以买来更多的进口品。但高启的出口商品价格必然导致中国出口数量的减少，对外贸易余额萎缩。出口减少的后果是大量外向型的中小企业生存困难，失业增加。二是人民币升值导致的美元贬值，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贬值。同时投资于美国长短期国债的外汇储备的收益也面临缩水的威胁。中国人依靠廉价的劳动成本，省吃俭用积攒的外汇储备，会因为美元贬值而大幅缩水。

人民币升值对国际外汇市场的影响

但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强的情况下，美元走势存在变数且影响深远。人民币的逐步升值将进一步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客观上提升了中国买进欧元等其它外汇资产以应对外汇储备多样化和结构合理化的需求，从而令美元资产承压。如果美元持续走弱，美元的国际地位就会受到切实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将大大动摇美国人的消费习惯，改变美国人取得二战和冷战胜利之后已经形成的美国文化。美元一旦走强，可能会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显著调整，其中的重要影响机制是利差交易的平仓。为了避免美元贬值的压力，不少经济体的央行已经大幅转换了新增外汇储备的货币结构，这使得几乎每一种非美元的储备货币在短期都已被过度买入，虽然金融市场方面在投资组合中美元的分量是下降的。

从中长期看，美国需要调整自身财政赤字，恢复经济增长，解决经济制度方面的问题，否则可能面临长期的疲弱格局。201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如果比预期的快，那么美元到2010年末就可能会跟随美国经济持续走强。但另有一种看法是，需要把美元走弱的趋势延续一段时间，以促进美国的出口乃至整个经济的复苏，这样就会带来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的问题。如果人民币不升值，美国到2010年底也不加息，那么到2010年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净流入压力会加大，套息交易会持续活跃。从全球角度来说，各国对汇率有自身的政策考虑。人民币尽管没有升值，但从有效汇率的角度看，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货币相比，并没有显著的贬值。人民币不升值会使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使商品出口国的货币不能过快升值，从而促使全球流动性流向发展中国家。

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贸易相关国家货币带来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亚洲相关国家的货币。人民币升值可能带动亚洲其它货币的升值，或者亚洲其它国家放宽本币升值的幅度，如作为中国出口竞争对手的韩国、马来西亚和台湾等经济体，将会不那么反对其本币的升值。有可能大幅推高马来西亚林吉特、韩元及新台币兑美元汇率。我国从2009年以来，一直是日本的最大出口对象国，2009年日本对美国出口额同比减少22.7%，连续三年递减；对欧盟出口额减少27.5%，连续两年递减;对亚洲出口额减少8.3%，降幅低于美国和欧盟。在人民币升值后，日元也可能升值，这样不会对其出口造成影响。2009年韩国的贸易顺差中，中国的占比最大，其次是香港地区、欧盟、美国、中南美、东盟、非洲，对中东、日本则为逆差。人民币的升值可能会使韩国为应对扩张政策的不利后果而使韩元升值，对外贸易也不会受到显著影响。人民币升值可能会给市场传递中国紧缩货币政策的信息，那么将可能对更广泛的风险偏好产生抑制作用。这不仅会使与大宗商品相关的货币承压，而且还会加大对日元的避险需求，导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上升。

人民币升值对国际商品市场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中国购买力的增强，必将提高对商品的需求。在国际原油市场上，中国因素正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也一直是国际投机基金炒作的重要因素。人民币升值无异于美元的贬值，而原油是以美元计价的，人民币升值将直接降低中国的原油进口成本，并增强国外原油供应商对中国购买力提高的预期，进而对国际原油市场形成利好。但也应当看到，在国际商品市场上，也存在利空因素。首先，人民币的升值，短期内将对中国的商品出口以及外资的进入形成一定程度的抑制，进而对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进而降低中国原油进口需求的增速，这对国际原油市场无疑是一大利空；其次，中国是燃料油进口大国，而燃料油是中国唯一市场化的成品油品种，人民币的升值将直接导致以人民币计价的燃料油现货价格的下降。总之，人民币升值，对于国际国内石油市场而言，短期之内多空并存。

就表面而言，人民币的逐渐升值，就是美元的缓慢贬值。以美元计价的黄金价格会提高。但实际上，无论是石油还是黄金，其价格都不是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的，而是控制在国际原油期货和黄金期货炒家手中。如果国际炒家同时炒作原油和黄金的时候，就会将原油和黄金作为跷跷板——或者人为压制黄金价格、拔高石油价格，或者人为压制石油价格、拔高黄金价格。当前的黄金期货价格已经严重背离了黄金和用一揽子国际货币综合标定的价值；而且有人还坚决地预测，国际黄金价格期货将达到2000美元这样的高度。这一切都和当初石油期货价格大涨时的情况一样，石油期货价格也是这样被人为地大幅抬高的。当时也是有人大胆预测，石油期货价格将达到200美元/桶，但不久，石油期货价格一路下滑，直到55美元左右才止跌。如果黄金期货的价格不断上升，伴随着人民币的缓慢升值，让中国人手里的“升值”了的人民币换取美元，再来购买黄金，从而让中国人来接下黄金期货这个盘子，而这可能正是黄金期货价格要崩溃的时候。

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世界的财富往往被不创造财富的人把持和拥有，而其中的主力是：金融巨头（他们在永远存在的资金需求中获取实际财富涨落产生的差价）、报界巨臂（最终的经 济利益来自于公众的信心，只有媒体大腕才能控制它）、法律泰斗（非物质流的财富非常依赖法律的保证）、具有金融头脑的企业家（以自身的财富渴求对国家改革 的干预）以及参与了核心俱乐部的政论家（把以上全部内容作整合，获取团体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发动战争、控制石油、搅乱股市、调整币值及兑换比等往往成了获取财富的主要手段，其最终表现则常常是对国家核心的合法化占有（如抵押、收购）。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近郊展开的滑铁卢战役，拿破仑和威灵顿两支大军之间的生死决斗，英国败了，英国公债（Consols）的价格将跌进深渊；如果英国胜了，英国公债将冲上云霄。

一个名叫罗斯伍兹的罗斯柴尔德快信传递员于6月19日清晨到达英国福克斯顿的岸边，经过几个小时狂抛，英国公债已成为一堆垃圾，票面价值仅剩下5%。

内森的众多交易员开始买进市场上能见到的每一张英国公债。

6月21晚11点，威灵顿勋爵的信使亨利·珀西终于到达了伦敦。

这个消息比内森的情报晚了整整一天！内森在这一天之内，狂赚了20倍的金钱，超过拿破仑和威灵顿在几十年战争中所得到的财富的总和！

英格兰银行的现金向社会招募，认购2000 英镑以上的有资格成为英格兰银行的董事（Governor)。一共有1267 人成为英格兰银行的股东，14 人成为银行董事，包括威廉.帕特森。

1694年月27日，英王威廉一世颁发了英格兰银行的特许执照（RoyalCharter），第一个现代银行就这样诞生了。

英格兰银行的核心理念就是把国王和王室成员的私人债务转化为国家永久债务，用全民税收做抵押，由英格兰银行来发行基于债务的国家货币。

到2005 年底，英国的欠债从1694 年的120 万英镑增加到了5259 亿英镑，占英国GDP 的42.8%。（来源：英国国家统计署）

1744 年2 月23 日，梅耶.A.鲍尔出生在法兰克福的犹太聚居区。年仅13岁的梅耶·罗斯柴尔德来到汉诺威的欧本海默家族银行当银行学徒。

Rothschild，Rot 是德文的红色，Schild 是德文的标记的意思。

1769年9月21日，梅耶在自己的招牌上镶上王室盾徽，旁边用金字写上：“M.A.罗斯切尔德，威廉王子殿下指定代理人”。

当内森发怒时，英格兰银行都在颤抖。“当一个依赖银行家的金钱时，他们（银行家）而不是zf 的***掌握着局势，因为给钱的手始终高于拿钱的手。”

拿破仑，1815，詹姆斯·罗斯柴尔德达到了6亿法郎。在法国只有一个人的财富比他多，那就是法国国王，他的财富是8亿法郎。

奥地利有一个斐迪南皇帝和一个所罗门国王。老大阿姆斯洛，阿姆斯洛与俾斯麦同父子。

老罗斯切尔德1812年去世之前，列下了森严的遗嘱：

（1）所有的家族银行中的要职必须由家族内部人员担任，决不用外人。只有男性家族人员能够参与家族商业活动。

（2）家族通婚只能在表亲之间进行，防止财富稀释和外流。

（3）绝对不准对外公布财产情况。

（4）在财产继承上，绝对不准律师介入。

（5）每家的长子作为各家首领，除非家族一致同意，才能另选次子接班。

任何违反遗嘱的人，将失去一切财产继承权。

对于银行家而言，战争是天大的喜讯。在英格兰银行成立到拿破仑战争结束的121 年的时间里（1694-1815），英国有56 年处于战争之中，剩下的一半时间在准备下一场战争。神圣的君权被神圣的金权所取代。

我有两个主要的敌人：我面前的南方军队，还有在我后面的金融机构。在这两者之中，后者才是最大的威胁。——林肯，美国第16届总统

民主制度的设计和建立几乎是全神贯注地防范封建专制势力的威胁，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但是，民主制度本身对金钱权力这一新生的、致命的,却没有可靠的免疫力。美国历史学家指出，的伤亡率比美军二战期间，诺曼底登陆的一线部队的平均伤亡率还要高!

今天，美国私有银行果然发行了国家货币流通量的％，美国人民也果然欠着银行4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般的债务。

华盛顿总统于1792 年2 月25 日签署了美国第一个中央银行的授权，有效期20 年。到1811 年，英格兰银行和内森.罗斯切尔德成为美国中央银行——美国第一银行（The First Bank of United States）的主要股东。

在1955 年与洛克菲勒的大通银行合并成为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美国第一银行于1811 年3 月3日关门大吉了。

1816 年诞生的美国第二银行（The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20 年的营业授权，罗斯切尔德牢牢地把握了第二银行的权力。

安德鲁.杰克逊在1828 年当选总统后，在11000 人的联邦工作人员中，他解雇了2000 多与银行相关的人员。

1832 年是总统竞选连任，杰克逊以压倒优势获胜。否决了第二银行延期的提案,将所有储蓄从第二银行账户上立即取走，转存进各州银行。1835 年1 月8 日，杰克逊总统还清了最后一笔国债。并且产生了3500 万美元的盈余。

1845 年6 月8 日，杰克逊总统去世。他的墓志铭上只有一句话，“我杀死了银行。”

俄国的舰队在1863年9月24日开进了纽约港。

内战结束支付俄国舰队总计720万美元的费用，因为总统没有宪法授权去支付外国战争费用，当时的总统约翰逊与俄国达成了以购买俄国的阿拉斯加的土地来 支付战争费用的协议。这件事在历史上称为“西华德的蠢事”（Seward’sFolly)，西华德是当时的卿，人们强烈批评他不应该花720万美元去 买当时看起来不值一文的荒地。

林肯发行的4亿5千万美元的新币，为美国节省了40亿美元的利息。

林肯绿币在美国货币系统中一直流通到1994 年。难怪有的历史学家讥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既不是“联邦”，又没有“储备”,也不是银行。

18 年6 月15 日，美国参议院事务委员会发布了美国主要公司的利益互锁问题的报告，美国130 家最主要公司里拥有470 个董事位置，平均每个主要公司里有3.6 个董事位置属于银行家们。

花旗银行控制了 个董事席位；JP 摩根公司控制了99 个；汉华银行控制了96 个；大通曼哈顿控制了89 个；汉诺威制造控制了89 个。

摩根样身兼63 个公司的董事职。

当美联储写支票时，账户上是没有任何钱作支撑的。当美联储写支票时，它是在创造货币。”——波士顿美联储银行

通过控制货币供应来控制，这样使剥削一个国家的公民和变得更加容易。

这些国际银行家和洛克菲勒标准石油控制了这个国家大多数的报纸和杂志。 ——约翰·海兰纽约市，1927年

战争使不惜一切代价的不计条件地向银行家融资，难怪战争始终是银行家的最爱。国际银行家另一个赚大钱的手段就是制造经济衰退。国际银行家们的术语中叫作“剪羊毛”。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场涉及30 多个国家，卷入15 亿人口，伤亡高达3000 多万人。

基辛格博士了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一是美国在国内使民主更趋于完美；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

2006年7月28日在美国各地公映的**《美国，从自由到法西斯》(AMERICA:FREEDOMTOFASCISM)中，94 万人下载了该片，导演艾朗拉（AaronRusso）美国94 万人下载了该片。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落幕。德国作为战败国将丧失13％的领土，赔偿320亿美元的的战争赔款，外加每年5亿美元的利息，出口产品被征 收26％的额外费用，丧失所有海外殖民地。陆军只能保留10万人，海军主力战舰不得超过6艘，不得拥有潜艇、飞机、坦克或重炮等攻击性武器。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idLloydGeorge）曾宣称《凡尔赛和约》只能导致德国人要么不遵守条约，要么发动战争。”英国外相说：“这不会带来和平，这只是一份为期20年的休战书。”

“以色列之父”艾德蒙.罗斯切尔德男爵。

剪羊毛是银行家圈子里的一个专用术语，意思是利用经济繁荣和衰退的过程所创造出的机会,以正常价格的几分之一拥有他人的财产。

1924年，丘吉尔就任英国财政大臣。

凯恩斯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曾担任英国财政部的代表。

列宁曾说过颠覆资本主义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其货币贬值。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过程，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没收公民财富的一部分。——凯恩斯，1919

国际银行家们非常清楚，黄金决不是普通的贵金属，从本质上看，黄金是唯一的、高度敏感的、深负历史传承的“政治金属”。

凯恩斯他一夜成名的小册子《和平的经济后果》，40 岁发表《黄金和经济自由》的格林斯潘。

赤字财政简单地说就是没收财富的阴谋，而黄金挡住了这个阴险的过程，它充当着财产权的保护者。

1936年，他的著作《货币、利息和就业通论》（TheGeneralTheoryofEmployment,InterestandMoney）出版。

1932 年8 月20 日罗斯福在俄亥俄州的竞选演讲中声情并茂地说道：“我们发现2/3 的美国工业集中在几百家公司手中，实际上这些公司被不超过5个人控制着。我们发现30 来家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证券交易商决定着美国资本的流动。

当罗斯福向美国议员中学识最渊博的盲人参议员托马斯.戈尔询问对他废除金本位的看法时，戈尔冷冷地回答：“这是明显地偷窃，不是吗？总统先生？”

1933 年1 月30 日，被任命为德国首相，，在承担着巨额战争赔款的巨大经济压力下，以惊人的速度装备起来欧洲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并在1939年9月1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仅仅用了六年时间!

德国的失业率在1933 年时高达30%，到1938 年却出现了劳工紧缺。

拿破仑说：“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道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利。”

600 万死于纳粹之手的犹太人。

1944 年7 月，来自世界各地的44 个国家的代表来到美国新罕布什内尔州的著名度胜地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蓝图。

核心的组织机构：英国国际事务协会和美国外交协会彼尔德伯格俱乐部。

爱德华.豪斯（EdwardHouse），1912 年发表的匿名《菲利浦.杜：管理者》（PhilipDru:Administrator）。

1917 年威尔逊委托豪斯组织了名叫“调查”（TheInquiry）的班子来负责未来和平协议的制定问题。

6 月17 日，豪斯作为召集人在纽约发起成立了“国际事务协会”（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ffairs），1921 年7 月21 日，豪斯将“国际事务协会”改组为“外交协会”（CouncilonForeignAffairs），“调查”的成员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和参与建立美联储的270 名政界和银行界精英加入了该协会。

罗斯福的女婿在他的回忆录写道：罗斯福大多数想法都是外交协会和主张世界单一货币的组织事先为他精心炮制好的。

外交协会对美国政治具有着绝对的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除了3 人例外,几乎所有总统候选人都是该协会会员。

从1921 年以来，绝大多数的财政部长都由该协会包办了，艾森豪威尔以降的国家安全顾问基本就是由该协会内定，除此之外，外交协会还产生了14个卿，11个国防部长，和9个中央情报局局长。

每当华盛顿的官场上出缺（重要位置），白宫首先播打的就是纽约外交协会的电话。

外交协会的成员已有3600名之众，成员必须是美国公民，包括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银行家，大公司的领导层，高级官员，媒体精英，知名的大学教授，顶尖智库的智囊，军队的高级将领等。

1987年的外交协会报告中指出，有多达262名记者和传媒专家是其会员。外交协会的成员把持了CBS、ABC、NBC、PBS 等电视网络。

国际清算银行掌控着各国每日利率、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的中央银行家，包括美联储、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和德国中央银行的董事们。拥有400 亿美元的现金，各国债券，和相当于世界外汇储备总量10%的黄金。

成立于1930 年，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纷纷把自己的黄金储备存放在国际清算银行，各种国际支付和战争赔偿也都经由国际清算银行来进行结算。

国际清算银行是由一个被称之为“核心俱乐部”的六七个中央银行家组成，其中有美联储、瑞士国家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意大利银行、日本银行、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

国际货币基金要求接受紧急援助的国家签署多达111 项秘密条款，其中包括出售受援国的核心资产：自来水、电力、天然气、铁路、电信、石油、银行等；受援国必须取具有极端破坏性的经济措施；在瑞士银行里为受援国的政治家开设银行账户，秘密支付数十亿美元作为回报。

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做出的决定稍后会成为8 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既定方针。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样都是美国外交协会的机构。三边（美、欧、日）。

1963 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遇刺身亡。

在肯尼迪被刺杀后的短短三年中，18名关键证人相继死亡，其中6人被枪杀，3人死于，2人自杀，1人被割喉，1人被拧断了脖子，5人“自然”死亡。从1963年到1993年，115名相关证人在各种离奇的中自杀或被谋杀。

1962年当第一名黑人大学生试图到密西西比大学注册时，引发了当地白人的激烈反对，。肯尼迪毅然下令出动400名联邦执法人员和3000名国民警卫队护送这名黑人学生上学。

1963年6月4日，肯尼迪签署了一份鲜为人知的11110号总统令（ExecutiveOrder）[7.3]，着令美国财政部“以财政部所拥有的任何 形式的白银，包括：银锭、银币和标准白银美元银币(SilverDollar)作为支撑，发行‘白银券’（SilverCertificate）”。

13 年10 月16 日中东地区的伊朗、沙特和4 个阿拉伯国家祭出“石油武器”，同时宣布油价上涨70%。科威特的阿拉伯国家部长会议上，伊拉克代表强烈要求锁定美国为主要打击目标，他建议其他国家一起没收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商业财产并实施国有化，对美国进行石油禁运，从美国的银行系统中撤出所有资金。

10月20 日，沙特和其它阿拉伯国家宣布完全停止向美国出口石油。从10 年的1.39 美元一桶原油冲到14 年的8.32 美元。

货币战争，其最终的战略目的就是：让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为完成一个由伦敦－华尔街轴心控制之下的“世界”、“世界货币”和“世界税收”奠定坚实的基础。

13 年5 月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年会上，84 位国际银行家、跨国公司巨头和被选中的政客，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让国际油价上涨400%！

由于世界石油交易普遍使用美元结算，石油价格暴涨4 倍，将导致世界各国对美元的需求激增。

拉美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已经中了过度的狠招，一旦石油价格猛涨，美国顺势大幅提高利率。

挑动埃及和叙利亚进攻以色列，美国再公开支持以色列来激怒阿拉伯人，最后导致阿拉伯国家一怒之下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石油价格必将一飞冲天，而全世界的怒气全部都发到了阿拉伯国家身上。

从1949 年到10 年世界石油价格一直稳定在1.9 美元一桶。从10 年到13年，油价逐步上升到3 美元一桶。13 年10 月16 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欧佩克将油价调高70%到5.11 美元一桶。14 年1 月1 日，油价又上涨了一倍，到11.65美元。从13 年彼尔德伯格会议之前的油价到14 年1 月，石油价格果然上涨了近400%。

随后而来的高油价时代，造成了西方各国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人民储蓄被大幅洗劫。

14 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赤字达到了350 亿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四副良药”，即国家核心资产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基本生活要素市场化和自由贸易国际化。

1963年8月，加一项秘密研究课题，参与该的15名专家都是美国著名大学的顶尖学者。

神秘的研究小组要研究的课题是，如果世界进入了“永久和平”阶段，美国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以及美国的对应策略。

约翰·多伊《来自铁山的报告》（ReportFromIronMountain）戴尔出版公司（DialPress）于1967年正式出版。报告认为，只 有在战争时期，或者是在战争的威胁之下，人民最有可能服从而没有怨言。战争系统不仅是一个国家作为独立政治系统存在的必要因素，对于政治稳定也是必不 可少的。

这个秘密研究小组要追寻的答案。需要为美国找到一个能够替代“战争”的新方案。新方案必须同时具备3个条件：（1）在经济上，必须是“浪费”的，最少需要消耗每年GDP 的10％；（2）必须是一种和战争危险类似的、大规模的、可信的重大威胁；（3）必须提供人民强迫于的合乎逻辑的理由。

大家想到了“环境污染”，具备可信度，足以达到核战争之后世界末日的恐怖程度，在经济上非常“浪费”的；人民忍受高税收和降低生活质量，接受干预私人生活，非常符合逻辑。

1987年，国际银行家们将发展中国家的1 万3000 亿美元的债务进行再，将债务转到世界环保银行账上，债务国将濒临生态危机的土地作抵押，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土地”遍布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总面积高达5000 万平方公里，占地球陆地面积的30%!

被抵押的还不仅限于土地，水源和其它地面和地下的自然也在被抵押之列。

世界环保银行最终以全球环境基金（GlobalEnvironmentFacility）的名义于1991 年成立，由世界银行负责管理，而美国财政部是世界银行最大的股东。

1985 年9 月，美英日德法5 国财长在纽约广场宾馆（PlazaHotel）签署了“广场协议”，目的是让美元对其它主要货币“有控制”地贬值。在“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几个月之内，日元对美元就由250 日元比1 美元，升值到149 日元兑换1 美元。

到1988 年，东京股票市场已经在3 年之内涨了300%，房地产更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东京一个地区的房地产总盘子以美元计算，超过了当时美国全国的房地产总值。

摩根斯坦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等一批投资银行作为主要突击力量深入日本时，公文包里塞满了“股指认沽期权”（StockIndexPutOption）。日本的保险公司，美国人，用大量现金去买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日本股市暴跌的可能，双方赌的就是日经指数的走向。

1990 年1 月12 日，美国突然出现“日经指数认沽权证”，高盛公司从日本保险业手中买到的股指期权被转卖给丹麦王国，丹麦王国将其卖给权证的购买者，并承诺在日经指数走低时支付收益给“日经指数认沽权证”的拥有者。

该权证立刻在美国热卖，“日经指数认沽权证”上市热销不到一个月就全面土崩瓦解了。

从1990 年算起，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十几年的衰退，日本股市暴跌了70%，房地产连续14 年下跌。在《金融战败》，作者吉川元忠认为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 年金融战败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后果相当。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注册在加勒比海的荷兰属地安地列斯群岛的避税天堂克拉考（Carucao），从而可以隐匿该基金的主要投资者和资金调度踪迹，这里也是国际上最重要的洗钱中心。

索罗斯甚至不在董事会成员之中，以他在纽约设立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FundManagement”）的名义担当这个顾问职务。

罗斯切尔德家族不仅曾经是英国伦敦金融城的霸主，以色列的创建者，国际情报网络的祖师爷，华尔街5 家最大银行的后台，世界黄金价格的制定者（LondonGoldFix），现在仍然主掌着伦敦华尔街轴心的运作。

分拆和拍卖一个主权国家的核心资产至少能赚十倍，甚至百倍的金钱。

货币就其本质而言，可分为债务货币与非债务货币两大类。债务货币就是当今主要发达国家所通行的法币（FiatMoney）系统。

另一类货币，就是以金银货币为代表的非债务货币。在所有货币中，金银货币意味着“实际拥有”，而法币则代表“欠条+许诺”。

银行家们拥有着地球。剥夺他们的一切，但留下创造储蓄（Deposit)的权力，他们只需要动动笔，就能创造出足够的储蓄来赎回他们丢失的一切。——约瑟亚.斯坦普爵士，英格兰银行行长，英国第二富豪

美国没有发币权，而只有发债权，用国债到美联储那里做抵押，通过美联储及商业银行系统发行货币，美元的源头在国债上。

国会批准国债发行规模，财政部将国债设计成不同种类的债券。，在公开市场上进行拍卖，没有卖出去美联储照单全收。

国债由美国以未来税收作为抵押，因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可靠的资产”。当美联储获得了这一“资产”之后，印制的“美联储支票”。美联储得到借钱给的“利息”。

当联邦收到并背书美联储开出的“美联储支票”后，这张神奇的支票又被存回美联储银行并摇身一变，成了“储蓄” （GovernmentDeposits）。联邦开始花钱，收到这些支票的公司和个人纷纷将它们存到自己的商业银行账户上，这些钱又变成了“商业银行 储蓄”（CommercialBankDeposits）。

美联储允许商业银行只保留其10%的储蓄做“储备金”（一般而言，美国银行只保留相当于总储蓄额的1%到2%的现金和8%到9%的票据在自己的“金库”里，作为“储备金”），这90%的钱就将被银行用来发放信贷。

当“第20 几个波次”结束时，一美元的国债，在美联储和商业银行的密切协同下，已经创造出了10 美元的货币流通增量。

从1913年到2001年，美国在87年里一共积累了6万亿美元的国债，而从2001年到2006年，短短的5年多的时间里，美国竟增加了近3万亿美元的国债，美国联邦国债总量已高达8 万8000 亿美元，并以每天25.5亿的速度增加着。美国联邦的利息支出已在开支中高居第三位，仅次于医疗健康和国防，每年高达近4000 亿美元，占其财政总收入的17%。

从1982 年到1992 年，美国货币增发年均增加8%。从1992 年到2002 年， 12%。从2002年开始， 5%。

“纽约人能发行美元纸币，但只有上帝才能发行石油和黄金。” 马克.吐温名言：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字。

美国的总债务已高达44 万亿美元，包括联邦国债，州与地方债务，国际债务，私人债务的总和。每一个美国人身上高达近15 万美元。

每年需要支付高达2.2 万亿美元的利息，几乎相当于美国联邦全年的财政总收入。

各地区的教育开支主要靠当地的地产税收入，全美国的高速公路建设和维护用的是汽油税，对外用兵的战争费用恰好等于美国公司缴纳的公司税。

20年前，全世界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名义价值（NotionalValue）总额几乎为零，到2006年，这个市场的总规模已经达到370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的GDP总和的8倍多。

2010年6月19日晚，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即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央行强调，汇率改革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汇改重启是中国经济改革深化必须走的一步棋。目前，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进一步夯实，经济运行趋于平稳，汇改时机已渐成熟。但汇改必然导致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强。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加会在国内和国际带来什么经济后果？货币汇率是一国主权的体现，为什么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横加干涉，目的是什么？

美国等国家为什么总拿人民币汇率说事

早在2002年，西方国家就打响了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第一枪。当时，以日本财政大臣和《读卖新闻》为首，强烈谴责中国蓄意操纵汇率，向世界低价倾销商品，是全球通货紧缩的罪魁祸首，要求“西方七国”集团通过决议，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继日本之后，美国高官、金融巨头、主流媒体立即跟进，欧盟也在一边摇旗呐喊。一时之间，人民币突然成了众矢之的。然而，人民币几年的缓慢升值并没有能够满足西方国家的胃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由于需要中国的政策配合，暂时收敛了要求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动作，但全球经济刚刚出现好转迹象，西方国家马上恢复了过去颐指气使的态度，又一次祭出了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大旗。

从2009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货币当局一直承受着国际舆论对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压力。美国财政部每6个月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情况报告。在报告中被认定为操纵货币汇率的国家，最终可能受到美国的贸易制裁。美国财政部2009年10月15日发表报告说，美国依然认为人民币币值遭到大幅低估，且将继续游说中国放开人民币汇率。美国官员还呼吁中国外汇汇率机制应更富有灵活性，并表示这种努力将令中国在维持物价稳定上获得更大空间。人民币汇率问题在2010年4月再度升级，美国纽约州参议员查尔斯·舒默于4月16日公布升级版“舒默议案”，并启动立法程序，再度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美国也联合印度等国向中国施压，逼迫人民币升值。

发达国家重提人民币汇率问题并非偶然，这与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在2008年相继陷入衰退后，在史无前例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下，各国经济从2009年第二季度起显著反弹。然而，这种反弹主要是刺激政策以及企业的重新库存化导致的，在主要经济体失业率无显著下降、消费无明显改善之前，这一波经济反弹缺乏可持续性。

在扩张性政策难以为继的前提下，各国不得不千方百计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以弥补扩张性政策效力消逝后的空白。通过本币贬值或者逼迫竞争对手货币升值，来提高本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扩大贸易顺差或者缩小贸易赤字来带动经济增长，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美国等国如果贬值本国货币，就会增加出口，带动就业和消费的上升。当然，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要想达到预期效果，需要其他国家不取同样贬值货币的做法，否则，竞争性贬值不但使政策失效，而且还会导致严重的通胀问题。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实际上反映的是发达国家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其在特定商品上打压中国出口（如轮胎特保案），自然不如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方式一劳永逸。因此，近期内针对中国出口的种种反倾销、反补贴浪潮，其实是与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相互配合的。

可见，西方世界将人民币汇率作为攻击的靶子，无疑是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世界再次逼迫人民币升值，一方面是为了转移国际视线，推托其在全球金融危机形成、发展以及应对危机方面应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则是想以此迫使中国为金融危机埋单。至于“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及其与“全球经济失衡”的联系，不过是西方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转嫁责任的借口。需要指出的是，自中国在2005年7月启动人民币汇改以来，截至2010年第2季度，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超过20%，截至6月22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跌破6.80，创下新低。

人民币升值的国内影响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卷土重来，在心理层面上，极有可能带来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反弹。一旦国内外企业、居民和投资者再度形成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中国国际收支可能再度重演2007年与2008年上半年的狂飙突进，短期国际资本（热钱）会汹涌而入。

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放大导致外汇储备激增，货币当局通过外汇占款形式发放的基础货币增加。尽管央行可以通过发行央票、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来冲销基础货币的增加，但冲销或者会加大央行的成本，使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或者会推高市场利率，从而吸引更多资金流入套利，因此冲销是难以持续的。如果冲销不可持续或者不完全，那么外汇储备激增必然会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过剩的流动性或者流入资产市场，推高资产价格；或者流入商品市场，加剧通胀压力。简言之，一旦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形成并得到强化，中国可能重新面临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上升、通胀压力抬头的不利局面。

人民币升值后，还带来另外两个直接影响。一是导致中国贸易条件改善，出口一单位商品可以买来更多的进口品。但高启的出口商品价格必然导致中国出口数量的减少，对外贸易余额萎缩。出口减少的后果是大量外向型的中小企业生存困难，失业增加。二是人民币升值导致的美元贬值，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贬值。同时投资于美国长短期国债的外汇储备的收益也面临缩水的威胁。中国人依靠廉价的劳动成本，省吃俭用积攒的外汇储备，会因为美元贬值而大幅缩水。

人民币升值对国际外汇市场的影响

但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强的情况下，美元走势存在变数且影响深远。人民币的逐步升值将进一步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客观上提升了中国买进欧元等其它外汇资产以应对外汇储备多样化和结构合理化的需求，从而令美元资产承压。如果美元持续走弱，美元的国际地位就会受到切实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将大大动摇美国人的消费习惯，改变美国人取得二战和冷战胜利之后已经形成的美国文化。美元一旦走强，可能会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显著调整，其中的重要影响机制是利差交易的平仓。为了避免美元贬值的压力，不少经济体的央行已经大幅转换了新增外汇储备的货币结构，这使得几乎每一种非美元的储备货币在短期都已被过度买入，虽然金融市场方面在投资组合中美元的分量是下降的。

从中长期看，美国需要调整自身财政赤字，恢复经济增长，解决经济制度方面的问题，否则可能面临长期的疲弱格局。201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如果比预期的快，那么美元到2010年末就可能会跟随美国经济持续走强。但另有一种看法是，需要把美元走弱的趋势延续一段时间，以促进美国的出口乃至整个经济的复苏，这样就会带来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的问题。如果人民币不升值，美国到2010年底也不加息，那么到2010年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净流入压力会加大，套息交易会持续活跃。从全球角度来说，各国对汇率有自身的政策考虑。人民币尽管没有升值，但从有效汇率的角度看，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货币相比，并没有显著的贬值。人民币不升值会使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使商品出口国的货币不能过快升值，从而促使全球流动性流向发展中国家。

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贸易相关国家货币带来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亚洲相关国家的货币。人民币升值可能带动亚洲其它货币的升值，或者亚洲其它国家放宽本币升值的幅度，如作为中国出口竞争对手的韩国、马来西亚和台湾等经济体，将会不那么反对其本币的升值。有可能大幅推高马来西亚林吉特、韩元及新台币兑美元汇率。我国从2009年以来，一直是日本的最大出口对象国，2009年日本对美国出口额同比减少22.7%，连续三年递减；对欧盟出口额减少27.5%，连续两年递减;对亚洲出口额减少8.3%，降幅低于美国和欧盟。在人民币升值后，日元也可能升值，这样不会对其出口造成影响。2009年韩国的贸易顺差中，中国的占比最大，其次是香港地区、欧盟、美国、中南美、东盟、非洲，对中东、日本则为逆差。人民币的升值可能会使韩国为应对扩张政策的不利后果而使韩元升值，对外贸易也不会受到显著影响。人民币升值可能会给市场传递中国紧缩货币政策的信息，那么将可能对更广泛的风险偏好产生抑制作用。这不仅会使与大宗商品相关的货币承压，而且还会加大对日元的避险需求，导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上升。

人民币升值对国际商品市场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中国购买力的增强，必将提高对商品的需求。在国际原油市场上，中国因素正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也一直是国际投机基金炒作的重要因素。人民币升值无异于美元的贬值，而原油是以美元计价的，人民币升值将直接降低中国的原油进口成本，并增强国外原油供应商对中国购买力提高的预期，进而对国际原油市场形成利好。但也应当看到，在国际商品市场上，也存在利空因素。首先，人民币的升值，短期内将对中国的商品出口以及外资的进入形成一定程度的抑制，进而对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进而降低中国原油进口需求的增速，这对国际原油市场无疑是一大利空；其次，中国是燃料油进口大国，而燃料油是中国唯一市场化的成品油品种，人民币的升值将直接导致以人民币计价的燃料油现货价格的下降。总之，人民币升值，对于国际国内石油市场而言，短期之内多空并存。

就表面而言，人民币的逐渐升值，就是美元的缓慢贬值。以美元计价的黄金价格会提高。但实际上，无论是石油还是黄金，其价格都不是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的，而是控制在国际原油期货和黄金期货炒家手中。如果国际炒家同时炒作原油和黄金的时候，就会将原油和黄金作为跷跷板——或者人为压制黄金价格、拔高石油价格，或者人为压制石油价格、拔高黄金价格。当前的黄金期货价格已经严重背离了黄金和用一揽子国际货币综合标定的价值；而且有人还坚决地预测，国际黄金价格期货将达到2000美元这样的高度。这一切都和当初石油期货价格大涨时的情况一样，石油期货价格也是这样被人为地大幅抬高的。当时也是有人大胆预测，石油期货价格将达到200美元/桶，但不久，石油期货价格一路下滑，直到55美元左右才止跌。如果黄金期货的价格不断上升，伴随着人民币的缓慢升值，让中国人手里的“升值”了的人民币换取美元，再来购买黄金，从而让中国人来接下黄金期货这个盘子，而这可能正是黄金期货价格要崩溃的时候。